此案案情如下：2006年3月3日，海军陆战队上等兵，马修·A. 斯奈德(Matthew A. Snyder)在伊拉克因事故牺牲。

最后一种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在东莞有这样的团体，他们组织孩子进行团伙乞讨。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常识，但很多人或者不了解，或者忽视了这一点。

】 京华时报：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发起这样一个行动？ 于建嵘：1月17号，一位福建泉州的母亲写信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够帮助寻找她被拐走的儿子杨伟鑫。过去主要是丢了孩子的人向网络求救。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有公民权行使的成分在里面。这个认识的改变，对于我们解救孩子有很大的帮助。京华时报：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多么？ 于建嵘：近半个月中，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已经发出1000多条信息。

这些天，一旦有网友上传了孩子的照片，马上就有解救行动在当地展开——有一些网友很快赶到现场，配合当地部门的行动。过去大家都以为，解救乞讨儿童的事，不是普通百姓能做的。要想真正解决基层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

上级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社会危机、安抚公共舆论的时候，最常见的方式是进行行政问责。在运动式、评比式、突击式的管理模式下，基层政府忙于应付各种刚性指标，结果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府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紧张，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基层政府和官员对公共舆论的漠视，加速了舆论能量的累积速度，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使情绪型舆论转变为行为型舆论，原来一个不起眼的小事最后演变成震动朝野的事件。基层政府直接和群众打交道，没有规避和回旋的余地，当他们面对群体性事件时，没有上级政府所拥有的空间资源、智力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等社会资源，于是，只好被迫将矛盾上交，通过上级政府越级干预来解决问题。

逐利商人则通过腐败官员利用公权力欺压群众，套用国家的钱公开谋求不法利益。也有少数基层政府严重脱离群众，无法准确把握社会环境，对社会舆论的异常变化缺乏起码的敏感，认为网络舆论是乌合之众的喧闹。

遇到群体性事件，高层干预和官员问责只能是暂时的，它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常规方案。进入专题： 基层问责 。在第一时间内处理责任官员，确实有效地稳定了社会情绪，但是，上级政府的行政问责一定要合理、合法，防止基层官员问责的频繁化、扩大化，否则将会对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上级政府与群众距离远，并且不同程度地拥有政府智库，在应对社会危机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并且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整个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30年，我们享受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也碰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权力腐败等社会问题。我们要平衡基层干部的权力与义务，在对他们进行问责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合法，不能让追究过程模糊不清。只要人民的民主参与权力得到尊重，无处不在的民间力量、民间智慧必然会提醒政府，将很多社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很多国家，公众一般对级别低的政府感觉更满意，因为基层官员与选民直接打交道，接受选民的直接监督。

在基层干部队伍中，确实有少数人无法无天、飞扬跋扈，利用政府公开与民争利。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呈倒金字塔式结构，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很低，对上级政府的信任指数，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呈上升趋势，从而出现基层群众越级信任的现象。

由于中央和地方利益分割的不合理，基层主要优质税源收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财权有限，但是却承担了繁重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另一方面群众碰到问题寻求上级政府解决，使上级政府忙于应付大量的基层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到其自身职能的发挥。

基层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偏高，这是没有权力监督机制造成的，不仅仅是单个人的道德素养的原因。普通群众不信任同级政府，信任上一级政府，甚至上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越级信任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信任，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性和凝聚力。目前，我们的问责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误区，真问责伤害基层干部队伍，不问责、假问责又无法平息社会舆论。对这样的失职官员，上级政府理应根据党纪国法，对他们进行问责。应该说，基层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加大，基层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多事件还是管理体制造成的接着，有境外媒体称刘晓波被判刑是因言获罪，似乎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法院不应对他定罪判刑。

据此，对具体的、极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煽动言论，国家必须加以限制。说到这里，记者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凡是发表不利于现政权稳定的煽动性言论的，都需要刑法加以调整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呢？高铭暄教授认为，任何国家刑法都讲究刑罚适用的审慎原则，动用刑法手段打击和制止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是有条件的。

比如，2005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认定德国人Zundel鼓吹破坏政府和多元社会，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威胁了国家安全，将其驱逐出境。第二，该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即便用这个美国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案，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也不存在可质疑之处。

该案将于11月2日在肯塔基州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人因写诗威胁美国总统人身安全而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需要讨论的是，刘晓波撰写和发表文章的内容，究竟是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还是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性质？高铭暄教授认为，从刘晓波言论的字面含义，即可直观地判断其具有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和目的。2007年，德国法院认定Zundel煽动种族仇恨和否认纳粹屠杀，对其判刑。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

从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该行为必须是以造谣、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的。2004年，丹麦判决在网上发布针对犹太人种族仇恨言论的一名男子有罪。

例如，刘晓波说中共独裁政权祸国殃民，要求改变政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明明白白传递了煽动民众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现行合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同时，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表煽动性文章，并且征集他人签名，已经不是言论问题了，而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进入 高铭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刘晓波 言论自由 。

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应以法律加以禁止。2001年，德国一个名叫Landser的乐队因涉嫌在网上散布含有种族主义内容的音乐而被判刑。加拿大《刑事犯罪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语言文字、参与煽动性的活动构成犯罪。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的事实看，刘晓波的行为有两项：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动推翻中国的现政权。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案例。2003年，法国判决一名制作煽动种族仇恨网页的网站站长有罪。

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刘晓波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就刘晓波案而言，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刘晓波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长时间、系统性地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赤裸裸地对我国现政权进行诽谤、污蔑，其推翻现政权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

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